东汉这个时期，大家对它的名将或许并不熟悉，这种情况与刘秀的儒学背景息息相关。东汉的许多将领大多都出自儒林，他们不仅精通军事，还充满书生气息，少了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激情，这也使得人们对这些人物的兴趣有所减弱。实际上，《诗经》提到“允文允武”，而《尚书》也强调“乃武乃文”，孔子更是言明：“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中庸》中也强调了君子的“强哉矫”之道。所以，英雄未必都出自草莽，儒林之中同样可以涌现出英雄。比如，刘秀和他的云台二十八将（注1），几乎全是儒生出身，许多人像刘秀一样曾在长安的太学求学，接受最高级别的儒学教育，培养了扎实的文教底蕴。即使是“马革裹尸”的马援，也曾研读《齐诗》，且对家书的文学才华颇有一手。世界级大英豪班超，虽然四十岁才转入军旅，但他同样来自著名的文化世家。这一群儒将们，既能征战沙场，也能文治天下，最终平定了动荡的时代，为东汉的复兴立下赫赫战功。

这些儒将建立政权后，积极推进儒学教育，使得东汉的儒学比西汉更加蓬勃发展（注2）。例如，寇恂担任汝南太守时，他修建了乡校，聘请擅长《左氏春秋》的人士亲自授课；祭遵作为将军，他选拔士人时，几乎全凭儒家学术，他还建立了孔子的后嗣，设立了五经大夫等职位；李忠担任丹阳太守时，他兴办学校，提倡礼仪，春秋时期的乡饮活动也因其举措而声名显赫；任延为武威太守时，他建立了学校，要求辖区内的官员和子弟学习儒学。甚至在建武十年（公元34年），8岁的王充便在会稽上虞的书馆学书，书馆学生超过百人，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却有如此庞大的教育规模，这无疑体现了东汉儒将对教育普及的极大重视。

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东汉的开国多由儒生名将担任，“因为他们懂得如何通达人事、政事，又能通军事，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他们的功绩光辉照人。”清代史学家赵翼也曾说：“西汉的开国功臣多出自亡命之徒，而东汉的将领则皆有儒家气质，这表明那个时代的风气与以往有所不同。”这就解释了，刘秀和他的将领们接受相同的教育和经历，使得他们具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和目标，避免了派系争斗和内耗，形成了政权稳固的基石，也使得刘秀集团比其他政权集团更加团结和强大。总的来说，东汉通过一群儒将开国，不仅是历史的特例，也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得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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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学术上的腐化和腐朽的儒生误国的经历使得东汉儒将集团尤其注重实际应用，强调社会风气与忠诚节义（注3）。刘秀推行儒学兼顾吏事的政策，鼓励文法兼通的儒生走上治国理政的道路，最终促成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注4）。这一阶层比西汉时期的儒生更具理性，社会问题的判断也更加深刻，其社会实践能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显著增强（注5）。东汉时期也涌现出众多科学家和发明家，如杜诗的水排（注6）、毕岚的翻车（注7）、蔡伦的造纸术、崔寔的农书《四民月令》、张衡的天文仪器（注8）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和成就，充分展示了东汉时期文化、科技的繁荣。特别是张衡，他是一个文理兼备的人物，其科技成就领先全球，值得郭沫若的赞誉：“如此全面发展的人物，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东汉的儒生士大夫大多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们以朴素的生活方式为荣。比如，刘秀巡游时，常常乘坐的是简朴的车马；开国将领祭遵一生简朴，得到赏赐后都会分给部下，自己的家中几乎没有多余财产；他的弟弟祭彤为辽东太守，三十余年未能凑齐两套衣服；董宣去世时，家里仅能拿出几石粮食办丧事；兰陵大儒王良身为宰相，他的妻子竟然被人看见穿着布裙去砍柴。这些清廉的儒生们通过自己的行为塑造了东汉社会的高洁风气，使得当时的道德、民风、民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顾炎武所言：“三代之后，风俗之美无出东汉者。”梁启超也提到：“东汉风气尚气节，光武、明、章，崇尚名节，儒学兴盛。”

这种清新高洁的风气也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汉，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和礼乐，而东汉时期，儒学的核心转向“以德化民”，强调官员要通过学习经典、讲求节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注9）。东汉的儒学逐渐转变为“义学”，着重于道德行为的规范和践行。这一学术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政治。例如，曹操虽然功勋卓著，但他终身不敢自立，仍畏惧儒家学说的威名。即使到东汉末年，七十多岁的儒臣陈蕃，仍然在党锢之祸中，为了捍卫汉室的尊严，带领学生和属官与宦官搏斗，直到死去。而汉朝即便在崩塌前，民众依然拥有坚定的忠诚，许多人坚守节操，不屈不挠。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言：“汉末尽管走向灭亡，但其内政依旧强悍，众志成城。”

总而言之，东汉的名将和其他王朝不同，少有单纯的武将，更多的是儒雅的儒将。这种独特的“儒将中兴”不仅造就了东汉的盛世，也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段令人敬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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