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校之后，严老师曾委托我建立比较所的网站，并且为此特批了经费。但我当时经验不足，网站建好后因为代码问题挂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但是需要额外交一笔费用。由于经费有限，大概两年之后，这个网站等于报废了。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做好，没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内心有愧；但是严老师没有一句批评，仿佛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想他可能认为年轻人没有经验，需要成长。这件事证明了严老师的宽容大度。

以后我和严老师交往更多。有一次去我他家中拜访，意外发现客厅的茶几其实就是两个课桌，在上面覆了一层桌布，看上去也还体面。我疑心是这是严老师以前用的旧家具，搬家以后没有扔掉，继续使用。严老师出身上海民族资本家家庭，但他的生活非常随意，可以说毫不讲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这一代人，更不用说学生辈，对于收入、生活待遇或者物质要求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严老师他们这代人看的就比较淡，用心不在这上面。我很钦佩这样的学者，或者说学者正该如此。

钟淋：听起来感觉是非常的向往。如果要是我能欣赏到严老师在北大在讲课的风姿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我之前选过贺桂梅老师的认识中国的方法的课，每节课请一位老教授来做一个讲座，短短一两个小时就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老先生们的学术态度和精神风骨。

张沛：老先生们的生活背景、生活经历、学术个性不一样，青年学生初次听到也许会感到陌生和隔阂。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不过我们应该想到老先生们就像文化的寄命魂器一样承载着不同的记忆，其中一部分会在课堂上和著作中讲述出来，但是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青年所听到、听懂和铭记。大部分都会随着老先生的离去而消失，这是非常悲哀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者只能换个角度想：毕竟还是有一部分被我们、被你们听到并且传承下来了。

钟淋：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老先生们的风姿，我们只能通过从字里行间去了解先生们在学术上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能亲身感受先生的言传身教，其实对先生的整体了解以及他所处时代气息的印象会更深刻的。那您还记得严先生在当时在北大或者说您上学的时候有过哪些课程吗？

张沛：我入学后——当时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学习还是三年制，我从复旦外文系考来，感到学习压力很大。记得当时我的导师乐黛云先生看到我交来的第一学期课程论文后，很诚恳的跟我说：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上来，到现在差不多有六七十万的写作量；你来自外文系，中文写作能力还需要加强。我深以为然，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怀着补课的心态——所以我入学之后主要的精力用来看书，选课够了就行（这是我在北大读书的另一个遗憾）。严老师的课我应该选过两门，目前只记得一门东亚文化史课程，而且很惭愧，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具体收获，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记得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的时候，严老师回忆他的老师魏建功先生，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他读书时选了不止一门魏先生的课，但是先生当时讲了什么，他现在几乎一点儿都记不得了，但是老师当年讲课的神态语气、一句题外话或无关紧要的评论，倒还一直记得；现在他编纂老师的文集，才知道先生当时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对于严老师说的这番话，我深有同感。

当年严老师在课上讲解日本民族的文化源流，例如“天照大神”神话、“倭人”（虾夷族人）的源流等等，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严老师讲课时的随时敏捷和不拘一格，现在仍然历历在目。他上课从他前一天看到的电视或报纸新闻开始，然后加以评论，不知不觉地引入当天的课程。按照今天的教学评估要求，我疑心严老师的课可能不会取得高分。但是我认为大学课堂应当是这样，北大尤其应该如此。北大的传统就是不拘一格、万类霜天竞自由。老师“甲乙丙丁、1234、ABCD”地讲，学生在下面做笔记，没有现场的互动，没有个性的展示：这是高中而不是大学，甚至是高中都不应该有的现象。说句不中听的话：如果北大（特别是文科）教学实现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如最近两年多来的网络教学所示），那么北大可以关门大吉了。

钟淋：是这样的。您刚刚提到严老师的课堂，让我想到金岳霖先生的课堂，也是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金岳霖先生》，提到金岳霖先生请同学回答问题的时候别具一格。比如金先生会宣布“今天穿蓝毛衣的同学回答问题”。感觉严老师的课堂可能也像金先生这样是非常有趣，而且是非常自由的。

张沛：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有趣，而是通过这样的形式展示个性。人文学科不是简单的信息传输，而是从个人到个人、从精神到精神的“点对点”传达。这样的教育才有价值和意义。

钟淋：明白了，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从而促进人文学科在学术中老师和学生共同的教育和成长。严先生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史上肯定是有非常重大的贡献的，您能不能从学科建设或者是人才培养方面来谈一下？

张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不过“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我并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首先严老师年长我三十多岁，他早年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其次我也不是严老师的入室弟子。不过你既然问到，我也尽我所知提供一些情况供你参考。首先我们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1985年创建的，同时也成为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培养点，八年之后又经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1996年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和外国语言文学一起建立的博士后流动站。在某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学科的整体复兴，就是以杨周翰先生、乐黛云先生、包括严绍璗先生、孟华先生——当然还有很多外校的先生，我这里只谈北大的情况——在内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严老师是中国大陆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奠基性和旗帜性学者之一，学界公认他创立了五个“一”：他是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日藏善本书籍的学者，是第一个从事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学者，是第一个专注中日文学关系史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培养中国历史上东亚比较文学博士的学者，最后是第一个培养海外中国学博士的学者。我想这是一个很公允的评价。

钟淋：严老师也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他的一切的知识和成长都是从北大获得的，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都与北大有关系。那您感受到的严先生身上的北大的气质大概是什么样的？

张沛：你说的很对，严老师认为他的成长和北大密不可分。严老师曾经回忆：他1959年从上海来北大求学，当时他还不大会说普通话，同学听不懂，就问他“你是不是日本人？”——严老师后来研究日本，看来是缘分早定了。不过严老师在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早就北大化了。他对北大的感情非常深。大约在2007年前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意请严老师来复旦工作——严老师和他的夫人邓老师都是上海人，他们的亲人也大多在上海，这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严老师觉得他从19岁就来北大，北大给了他一切，他不能走，否则对不起北大。

严老师热爱北大，北大精神在他身上有明显的流露。严老师和后辈学生交流，可以说一点架子也没有，是真的平等待人，而不是故作姿态的平易近人。

严老师是学者——并不是每个教授都是学者，反之亦然——在他身上能看到学者固有的机敏和天真。一个学者如果没有中人乃至中人以上的智力，学术研究固然可以免谈；另一方面，如果精明过分，乃至丧失天真而变得圆滑世故，那也成不了真正的学者。在严老师身上，机敏和天真两者都有，而且都很典型。

在严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两种北大精神。一种是谦虚。在日本中国学和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严老师是一代大家。但他非常谦和，例如后辈学生提到一个他不是很熟悉甚至未必认同的观点，他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见猎心喜，带着对青年的欣赏认真倾听。他和我说过：有一年他去香港讲学，出发前他的儿子小严先生警告他说：在香港不知有多少人比你了解日本，你到那里可不要说自己是日本问题专家。还有一次他说“邓老师”——也就是严老师的夫人邓岳芬老师——“说你别到处乱讲啦，大家都说你是汉奸！”严老师是知日派，在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他对日本的观察和评论也许会被不明就理或别有用心地歪曲解读。我想严老师对此也是无奈的，甚至是苦恼的，但以反语出之，同时不忘自黑一把：看，儿子说我不懂日本，太太说我是汉奸。这一点就很“北大”。说点儿题外话：北大人喜欢自我批评（或者说自黑），而自黑的对象首先就是北大，确切说是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和高等教育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唯其深爱，才会有心怀坦荡的批评，而不是把skeleton in the cupboard藏起来，文过饰非——这不是北大的传统，也不是什么好传统。

钟淋：我觉得是这样的，北大学生形成的批判自省的氛围其实并没有在课堂或者讲座被明确的教授。但可贵的是，当我们从北大走出，或者在北大学习了多年后，这样批判性的精神是自然而然的陶冶出来的。

张沛：当时惘然——这是你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过后方知——并不是每个在北大学习过的人都是北大人，一切有待未来的自觉。

钟淋：这种北大的气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这个气质不仅仅在于学术或者是未来的发展上面，也逐渐的形成了北大学生对于生活或者是对于自我认识的态度。严老师对于我们比较文学的学生培养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对乐黛云老师去年新书研讨会的标题“和而不同，多元之美”印象很深刻。您觉得比较所学生培养的氛围与严先生有关吗？或者说是不是也与乐老师的理念有着相似之处呢？

张沛：无疑是这样的。比较所的学术传统，应该说就是以乐黛云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建立和奠定的。严老师理解和实践的比较文学是一门高精尖的学术，他非常反对空对空的研究。另外比较所的老师们，都乐于为青年的发展提供机会——乐黛云老师、严绍璗老师、孟华老师都是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在关心爱护青年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以我本人为例，我最初的两本著作都加入了严老师主持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文库》系列；我想这是严老师对青年的格外提携，我对此一直感念。

钟淋：感觉严老师无论是在学生培养还是日常相处都具有独到的风范。严先生退休搬到泰康燕园之后，比较所是不是还会经常去看望什么的？记得有一张2013年严老师和比较所老师们在圆明园的合影，退休后的严老师生活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很有趣的故事呢？

张沛：严老师去泰康燕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邓老师的身体健康考虑。严老师在蓝旗营小区住的时候，因为离北大很近，周围又都是长期共事、相互了解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很快乐。他到泰康燕园后，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生活比较单调。有一次全所同事一起去看望他，严老师说这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不太自由，比如出入要打卡云云。这时邓老师在一旁笑了，难得一见地插话说：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要自由做什么。当时大家也都笑了，但我事后回想起，总觉得有些悲哀。我们每次去看望严老师，严老师都无比热情，不辞辛劳带领大家参观养老院内设施，并再三挽留用饭；我们告辞离去时，严老师一定坚持送到客到大厅门口，在高大敞亮的玻璃幕墙边伫立挥手看着我们远去。每次看到和想起这一幕，我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你刚才问我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我实在想不出严老师入住泰康燕园后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我们面前表现的非常开朗健谈，用一种幽默——冷幽默，或者说黑色幽默——的语气向我们讲述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也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次和先生分享他曾经的青年岁月和峥嵘往事。这也许不是很有趣，但是人生的况味都在其中了。

钟淋：这可能是严老师退休以后的生活状态。尽管可能有诸多的不便，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像年轻的时候，作为北大学子的对于自由的向往，依旧非常乐观，“乐观”这个词可能用的不是很准确。

张沛：可能更准确的说法是“amor fati”——热爱命运。严老师晚年的养老院生活其实也有不尽人意处，比如不自由、孤独、“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但他仍然勇敢面对，这很不容易。

钟淋：那老师您还有没有对严老师或者说对中文系的同学、北大的同学想说的？

张沛：老师和学生是朋友。师生之间绝不是老板和雇员、商家和顾客的关系。有的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只是一个负责讲课和给分的机器，最多将来请他写封推荐信，大家萍水相逢，逢场作戏，然后一别两宽。其实真正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朋友关系。有时恰恰是在毕业之后，师生间的交流和交往才真正开始。

钟淋：我明白了。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张沛：也感谢你的采访，让我有机会表达对严老师的纪念。

2007年6月摄于台湾辅仁大学，从左至右分别为严绍璗、康世林、孟华、张沛。

2014年4月18日比较所聚餐

编辑：吴辰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